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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桥作品】笪县丞——老支书:李一(山东聊城)

时间:2021-06-07 15:55:16  来源:

       阳谷,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四十多年后,我又来到了这里。
       我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不到二十年,但直到今天才知道博济桥,才了解博济桥的历史,才知道“去任留犊”的故事。小表弟在博济桥办事处工作,他也参加了我们的“廉桥”采风活动,我说对这个小桥没有什么印象时,他详细地告诉我:这个桥是在原来老县城东城墙外,东西向的小桥下有一条小河,这座桥虽小,但在当时却是一条城乡分界线,桥西是县城,桥东是乡村。他的描述让我的大脑搜索到了记忆,少年时在这个小桥上走过无数次,也留下了印象,可从来没听说过这是博济桥,更没人说起它的建造还有故事。看到已斑驳发黄印有沧桑痕迹的石桥和已不清晰的石牛拉石车与小牛犊背向的图案,好像历史又重现眼前:百姓们自发地赶来为卸任的八品县丞笪一顺送行,老牝牛与小牛分别时悲切地叫声与流出的眼泪令人撼心,给百姓带来福音的官员要走了,子民们又何尝不动容呢?在大旱之年,他用自己的俸禄积蓄买了粮送给百姓,其他官员们也慷慨解囊,富贾商绅们也纷纷效仿;是他把兴水利、修河道的钱款账目分毫不差地公布于众,增强了工作的透明度并取信于民;是他在工地上和普通民工一样搬石扛沙,满身的汗水冲刷掉了一个官员的身价;是他把小牛犊送给老农以助农耕,并永远地把小牛留在了它出生和成长的土地上;……在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下,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头小牛犊,更是一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无私忘我、为民造福的精神。笪县丞在阳谷县仅理政三年就告老还乡了,可他一生中的这三年献给了这里的老百姓,永载阳谷的勤廉史。四百多年已成为历史,但笪县丞亲民、爱民的形象已定格在阳谷人民心中,不仅是百姓心中的能吏、更是廉吏的笪一顺将永驻阳谷人民心中。
       一九七四年春天,刚刚高中毕业的我作为阳谷县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来到了石门宋公社前金海村。这个村位于石门宋村东有二里多地的地方,村庄不算大,可工值不低,别的村一毛多,二毛多的算好的,而这个村却在五毛六,在当时的阳谷县来说,这么高工值的村屈指可数,这得益于有一位勤劳朴实、身先士卒、公而忘私的好支书。村支书周学胜,当时已六十多岁,中等个头、比较瘦削、微微驼背、两鬓斑白,但精神矍铄,走起路来快捷稳健,村民们都亲切地按辈份称呼他,我们知青都称周大爷,村支委成员都称老支书。每天早晨,社员们还没出工,老支书就一身庄稼花、一身露水、一双泥土鞋地从地里转了一大圈回来了,而每天晚上,他是从地里回来最晚的,回来后还要先到我们知青点看看大家累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然后才回家,在村里,他家是吃晚饭最晚的一户。我们下乡两年多,从没见村里发生过打架斗殴、泼妇骂街、邻里不合、地界纠纷等不良现象,如偶有拌嘴的,只要一听说老支书来了,立马息旗偃鼓。我们国家当时最小的生产、分配单位就是生产队。在生产方面,社员们的自觉性、主动性都很强,该上工了,社员们都早早地来到集合地点,钟声敲响,各小组都按照分工去各自的地块,大家干起活来热火朝天,没有一个懒工耍滑的,不用检查、不用督促,都像模像样地干好自己的活。每当麦收、秋收时节,中青年人驾起自家的小独轮车,车轮两边堆起高高的粮秸捆,一辆接一辆的推向打晒场,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黑红的脸庞上,独轮车队也成为前金海村田间地埂上一道靓丽的风景。村民们有一种共识:队穷我穷,队富我富。所以,大家心里都装着生产队,劲都往生产上用。逢年过节,家家也都能酒肉飘香,酒自己买,肉是队里养猪分的。分粮是用大称按重量,无需挑拣,分菜分地瓜等是按堆,无论是量还是质,会稍有点儿差别,分肉也会有部位的差别,但从没人计较,有的还会主动挑量小或质差点儿的。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改变,而我们村的百姓都住的是高大宽敞的新土坯房,地上根基用砖垒砌约一米高,牢固程度大大增强,夏季不漏雨,冬季能保温。老支书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改善了生活,可他家住的仍是低矮的老土房,因风雨长年吹打,有的墙已凹了进去,村民们都劝他翻盖新房,可他总说没有儿子,只五个女儿,盖啥新房,能住就行了。在农村,没有儿子是被歧视的,可老支书得到的是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对他深深的爱戴与尊敬。一直到我离开,老支书家住的房还是全村最差的。
       四百多年过去了,笪县丞“去任留犊”的故事还在流传着,还在激励着一代代官员廉政为民;四十多年过去了,老支书勤劳善良的品格和舍己为民的精神还在感动着我。也许是天意,笪公、周公都是六十岁的人,都同样勤政廉洁,都同样呕心沥血心里装着百姓,都同样身先士卒、不拘小节;不同的是:笪公科考及第,而周公读书甚少;笪公是封建社会的官吏,而周公是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支书。听着笪公的故事,我想起了老支书,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甚至他都没有走出过前金海村,但他却改变了一个村庄的命运:从贫穷走向富裕。我离开前金海村后再也没见过老支书,听说他老人家七十多岁就去世了。四十多年前,我见证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领导干部形象一直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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